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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背景下智慧法院和信息化建设问题研究
发布日期:2021-09-29      浏览
司法改革背景下智慧法院和信息化建设问题研究
——以基层法院民事审判法官实际办案为视角
 
论文提要: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智慧法院和信息化建设均是为了实践司法公正和高效,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掌握信息时代的主动权,是司法改革进程的明智之选及必经之路。本文以基层法院民事审判法官实际办案为视角,讨论此轮司法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探究其原因,并尝试给出解决方案。本文的引言部分介绍了本轮改革的由来、改革的时代意义,以及智慧法院所应涵盖的三层含义,即服务司法审判、服务司法行政、服务诉讼参与人,并藉由该三层含义展开改革问题的剖析。本文的第二部分论述了服务司法审判的问题,一是法官为信息化基础信息的录入疲于奔命,二是法官大量复制大数据搜索信息导致司法自主意识的削弱。本文的第三部分论述了服务司法行政的问题,一是对信息数据的运用不理想,司法行政部门既没有运用数据考量法官的真实办案水平,也没有运用数据分析本地区案件背后的逻辑含义;二是为了学习上级裁判文书观点、排查案件当事人滥诉、横向比较各省市办案思路,基层办案法院的数据需求大,亟需解决。本文的第四部分论述了服务诉讼参与人的问题,一是拥有强劲实力的技术外包公司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了威胁。二是当事人隐私的大量泄漏。三是,司法程序公开引发当事人利用司法公开信息逃避、规避义务的行为增加。本文的第五部分作为结语,肯定了智慧法院及信息化建设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积极意义,希望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过程中能够尽快解决出现的问题,促进信息化建设助力司法审判工作。
全文共7407字。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摒弃了一味宣扬司法改革成就、对司法改革“只论成绩、不论问题”的写作思路,而是站在基层法院民事承办法官的角度,实事求是的反应司法改革过程中智慧法院建设及信息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不求独特,但求务实。本文的主要创新观点为:第一,本着基层法官对智慧法院的切身感受为主要切入点的思路,首先分析智慧法院的含义及目标,从而进一步从司法审判、司法行政、诉讼参与人三个角度入手,分析司法改革背景下智慧法院和信息化建设的优势与弊端;第二,文中力求增加个人办案中实际出现的案例与困惑,三个重点分析部分均增加了个人工作中的思考,更加翔实,力求有理有据,不但反思问题形成原因,还致力于提出解决思路,以供参考讨论,争取言之有物,杜绝假、大、空的论调;第三,文中重点强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实践及法理的角度进行双层面分析,兼顾了实践思考与理论高度两方面的平衡,努力将问题提的更尖锐、更深刻、更有反思作用。第四,本文引用了较为新颖的学术观点,删减了较为陈旧的初期研究内容,力求与知名学者在观点上求同存异,努力走在相关问题的研究前线,第五,本文引用了较为知名的案例,以便更生动、具体的反应司法改革中出现的关系到普通群众的矛盾争议,能够更好的引起读者的共鸣。

以下正文:
一、引言
自2013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以《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和《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十三五”发展规划》未指导,开启了新一轮的司法改革,这次的改革重点,聚焦在智慧法院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的目标上。近几年来,以法院信息化为目标的改革进程逐步加深,司法改革的成果已经逐渐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极大的提升了司法效率,基本上完成了司法公开的目标。从立案环节来看,智慧法院的改革实现了立案案件的全方位查询、案件材料收转的透明化处理;从审判环节来看,智慧法院的改革见证了庭审过程的公开、裁判文书上网可查的实现;从执行环节来看,智慧法院极大的简化了执行扣划工作的压力,而以失信人名单等为主的“大数据式”公开手段给予了被执行人极大的压力。
从各方面来看,以智慧法院和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为目标的司法改革都是符合“大数据”时代背景,且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任何改革都有不够完善、不够完美的一面,一些改革进程中被忽略的细微之处,犹如沙砾,不可否认有可能被大浪淘沙的改革进行淘汰,从而不再成为改革的威胁,但也极有可能冥顽误解,成为工作中的阻碍。而这些改革中可能或者已经出现的问题,经常被上级人民法院以及非一线承办法官忽略,改革的阵痛承担者往往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因此,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普通民事审判法官,本文粗浅的列举一些时间中出现的问题,以供参考,希望对智慧法院和信息化建设的司法改革进程有所帮助。
从最高院的的制度构想来看,智慧法院应当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服务司法审判、执行工作,服务的对象是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第二,为司法行政管理提供支持,服务的对象是法院的领导及审判管理部门;第三,为诉讼参与人提供帮助,服务的对象是当事人、媒体以及普通群众。[1]因此,以智慧法院以及法院信息化建设为目标的司法改革,应当至少从上述三个角度上获得收益,本文也从上述三个角度入手,探讨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二、服务司法审判的问题——改革重点偏移
由于基层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现状,在“白加黑”、“5+2”越来越成为常态的当下,基层法院的承办法官迫切的需要信息化改革中的有利成果协助改变这一窘境,提升个案处理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解放法官的办案时间,从而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处理法律适用争议较大的案件中,据此提升办案质量,提高司法公信力,这也是信息化改革的应有之义,但现阶段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存在偏离改革重点的问题。
(一)   为信息化所累的困境
第一,信息化的基础是信息的有效输入,具体到每个承办人的工作中,包含了每个案件当事人信息的录入,且由于信息化改革的要求,不单单是立案信息录入一点,后续还包括每次开庭、举证、提交证据等的扫描录入,另有案件归档、结案、上诉、文书上网等的信息录入工作需要完成。以上的这些工作从理论上来讲,应当是由法官助理、司法辅助人员完成,且从南方的实践经验来看,的确如此,[2]但是对于北方的基层法院来说,由于达不到辅助人员的配比,上述大部分工作仍需要由案件承办法官自行完成。根据本院承办法官的实际测算,每个案件的录入时间大约在30-40分钟,结合承办法官一年300件左右的办案工作量来看,法官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在信息化录入工作上,费时费力。
第二,改革中也出现了部分信息化过量,浪费资源的情形,例如,司法办案系统的频繁更换,对基层法院来说,每更换一个办案系统,造价约在300万元左右,而自2013年至今,本院已经更换了四次信息化系统,系统的更换与维护的价值与其产出比值得探究。再例如,目前正在推广的“云柜”系统,是对法官各部门之间卷宗交接的信息化举措,由一个部门(通常为立案庭)存入卷宗后,相应取卷部门(通常为审判、执行业务庭)利用手机二维码取卷,从理论上说,便于通知取卷部门取走卷宗,但是对于一个人员较少的基层法院来说,案卷的交接本可以通过当面或者致电的方式快速进行,卷宗的交接流转时间也均有记载,现在强制所有法院使用云柜存取,反而费时费力。
(二)   司法自主意识的削弱
法院的存在是源于其专业性、权威性和强制力,一个优秀的法官,其获得公众的认可,是因为其对双方的争议能够作出中立、理性的判断,因此一份判决的核心在于“本院认为”部分的论述,该论述结合了法官的经验、智慧,能够起到定纷止争的司法效果。 “法官应该加入到一场特别的对话中,去倾听所有人的诉怨,考虑所有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为其判决陈明理由。法官在其判决上签字实际上是向当事人保证他参加了诉讼的全过程并对判决负有个人责任。这些制度安排使我们能够认可司法权力”[3],正因如此,法官的价值是思维的价值,但是,信息化时代带来了人工智能的思维冲击。
由于信息化的运用,越来越多的法官愿意使用数据搜索功能寻找“类似案件”,摘抄、拼凑案件分析,得出案件结果,这种办案方式当然缩短了办案时间,同时也省略甚至压缩了办案的思维过程,这种数据运用有两个弊端:第一,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的信息查找及运算,不考虑案件的因果联系,而是比对关键词与案件结果,寻找接近最优解的判决,这种运算无疑是毫无感情且不考虑个案实际情况的;第二,到目前数据库并不完备的现状,而且历史裁决案件质量良莠有别,数据筛选的结果并不能完全适合个案,甚至可能有相反作用。举个现实的案例来说,对于保理合同是以普通合同处理约定的逾期违约金数额,还是类比借款合同,参照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处理逾期违约金的数额,本应当是通过个案判断的论述点,但是上海浦东地区法院模式化的判决在网上一经发布,全国各地法院纷纷效仿,不管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如何,案件说理论述完全相同,导致本应当有所甄别的事实成了公认之选。[4]
上述情况的产生原因不难分析,法官作为普通人,难免有从众心理。虽然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无论从防范信访风险的角度还是从为了加快办案进度的角度,照搬已经形成的裁判文书都成了一线法官的不二之选。虽然多年来各界一直呼吁司法独立及去行政化管理,但是从近年的司法改革来看,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人财物的管理逐渐有集权的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这一趋势可能破坏本就岌岌可危的审级独立。[5]法院内部越来越多的发改率考核,也迫使有办案压力的一线法官放弃自己的主观判断,遵从上级法院的既定判例,哪怕该判决前后矛盾。
法官的任务是赋予法律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法官通过裁判,将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判断、道德体系和正义理念注入到社会之中,引导社会的主流价值观。[6]盲目的迷信数据将导致法官丧失创造力,不敢作出开拓性、示范性的判决,导致当事人对司法失去信心。我们要始终认识到,“大数据”仅仅是辅助手段,法官独立的思维与理性才是司法系统应当尊重并保护的无价之宝。
三、服务司法行政的问题——信息使用率低
自推行信息化建设开始,数据的采集就成为了重中之重,基层法官收到了从上级纷至沓来的文件要求,各种将信息采集落到实处的学习落实会议也是从不间断,如前文所述,这些基础性的信息数据输入工作占据了基层法院的大量人力、物力,而上述信息的重要应用目标之一,就是服务于各级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的信息管理。这些案件信息以及法官办案信息被一五一十的录入到电子系统当中,长期强调的工作要求更是保证的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从理论上来说,智慧法院的建立将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管控提供技术可能,法院系统数据网的关联,将彻底打破以往各个法院系统独立运行、各自为政的巨变,实现从上之下对法院内部业务子系统的可视化、综合化管理。[7]
(一)信息数据运用的现实
从信息化建设的本意来看,上述完备、准确的信息至少在两个方面为司法行政人员提供了便利。第一,由于法官的一举一动被通过信息录入记录在系统当中,那么管理者可以通过法官办案信息的数据对比,以多维度、多视角公正、公平的考核法官的办案能力;第二,由于案件的全部信息均录入了系统,那么管理者可以通过对案件的信息分析,考量小到同类案件的发生概率大到同一问题立法的突破重点。举一个不夸张的例子,近年来很多收费的技术外包公司,能够通过分析一个地区互联网上流传出来案件信息,进而得出该地区的经济走势、司法能力、营商环境,倘若这样的机构获得司法系统内部的数据信息,则司法所能体现的社会的各个维度、层级的内容均将无所遁形,通过数据就能得到完整的、真实的社会生态。正因如此,司法行政部门所掌握的数据,无疑是威力巨大的数据财富,然而,从实际运用来看,司法行政部门似乎“坐拥宝山而不自知”,信息化的巨大优势尚未能显现。
首先,司法行政部门没有运用数据考量法官的真实办案水平。为了考量承办法官的办案水平,法院系统的考核内容中一直存在着部分较为固定的考核内容,例如:结案数、结案率、发改率等,这些考核指标,实际上是因为上级管理部门无法具体量化法官的工作质量和效率而提出的考核目标,考虑到民事法官案件的专业化分工,以及速裁庭、普通民事审判庭案件难易程度的分工等,这些考核指标长期以来并不能全面的衡量法官的办案质效,因此长期存在诟病,这些问题,本可以在信息化建设逐渐铺开后获得解决,并且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偏高、偏低背后的原因,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但遗憾的是,在信息化数据逐渐完备的今天,我们看到针对法官的考核内容丝毫没有变化,上级法院仍然是以旧有的考核指标,考核思路进行考核,信息化建设并没有为法官考核带来改变。我们知道,上级法院因为掌握司法审判系统中的高级权限,其可以阅读的司法数据极其广泛,其可以考量法官真实工作水平的方式很多。就结案率一项,数据可以分析该法官结案中串案比例、调解撤诉案件比例,从而决定是否调整串案的分配原则;就法官审判质量一项,不仅可以分析该法官二审发回重审案件数,甚至可以跟踪发回重审案件结论,探究具体是该法官的办案能力偏差,还是个别案件二审发回不当;就法官审判效率一项,不仅可以分析法官结案率,也可以分析其案件平均审限,判决案件的平均审限,从而分析法官是否迅速结案,诸如此类,只要司法行政部门愿意进行数据分析,针对不同法官相对公正的绩效考核就可以实现,而不仅仅是提出几个笼统指标,要求法官做到,但不思考法官能或不能做到背后的审判逻辑。
其次,司法行政部门没有运用数据分析本地区案件背后的逻辑含义。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的年终报表来看,法院的工作报告仍停留在各类案件的收结案数、增幅率等简单的数据统计上,丝毫不做分析。假设,一个地区的民间借贷案件大批量增加,此背后是否蕴含了经济形势变化的可能?是否能够借此分析相应纠纷出现在哪类人群?其年龄结构如何?是否可以与相应的公安机关联系预防?诸如此类的数据分析预警才是司法行政部门的工作内容。反观目前的司法统计,某类案件的案件数量、结案方式、结案时间等基础数据还需要上级下文,层层要求基层法院上报,实际上这类数据在上级司法行政部门的系统中均可以查询,甚至比基层法院上报的内容还要清晰具体,可见部分司法行政部门人员根本不会运用大数据处理问题,倘若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根本不会查询、运用案件的基本数据,那么基层法院耗费大量心力输入、采集的案件基本信息又有何用呢?
(二)基层办案法官的信息需求
大数据的运作基础是数据的全面、完备,从而能够被需要的人所运用,而目前的问题是,法院内部完整、全面的数据只能由上层机关使用,不能被基层办案法官使用。作为与当事人接触最多,最需要使用数据信息的基层办案法官,我们的办案信息需求巨大,目前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需求难点。
从参考、学习上级裁判文书观点的角度看,基层法官办案系统不能查询、查看上级法院案件的裁判文书,甚至不能查看本人办理案件的二审裁判文书,只能通过与普通群众相同的方式,访问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查询(况且该网站的运行情况并不稳定,得不到实时的最新数据)或者通过无讼、北大法宝等第三方信息开发公司开发的软件了解裁判文书结果,这对于处于系统内部,本应当最先享受信息化改革成果的一线办案法官来说,无疑是令人疑惑和无奈的。
从排查案件当事人滥诉、虚假诉讼的角度看,基层法官办案系统不能查询相同当事人的所有案件诉讼情况,相同当事人在不同法院重复起诉、滥用诉权、作虚假陈述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本应当可以使作恶者无所遁形,但拥有最全、最新数据信息的系统数据却只能遗憾的“躺在”系统内,无人问津,无法使用,反而基层法官办案中却不能利用这一有利的技术手段避免诉讼风险,只能用本人的办案经验化解可能的风险。对于案件风险的排查,需要承办人自行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外部数据公司的分析结果来推论,着实让人感慨。
从横向比较各省市办案思路,提升办案能力的角度看,不同省、市的办案系统完全封闭,阻隔了信息流动、互通有无的可能性,原本在现如今快速的工作节奏中,我们就不容易学习先进地区的办案经验,导致法官只能“各自为政”,无法提升能力、改进工作方法,令人遗憾。
四、服务诉讼参与人的问题——信息过度公开化
随着司法改革的信息化建设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信息被对接如司法数据系统,从辽宁的实践来看,当事人的银行账户、房产、车辆信息等财产信息已经可以实现网上查询的功能。但向对应的是,当事人的诉讼信息已经可以通过各种第三方技术公司快速查询,包含是否立案、结案、结案文书等均能够从别的渠道获取,法院的数据库在没有想一线办案法官开放的同时,却已经向司法系统之外的数据系统开放,成为了国家大数据库中的一个环节。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平台为浙江法院提供了涉诉人员资金沉淀信息,相对应的,诉讼参与人在法院的不诚信记录,也成为了花呗贷款的信用标准。[8]智慧法院的上线给案件处理带来了便捷,却掩盖不了不容忽视的信息过度公开化的问题。
第一,拥有强劲实力的技术外包公司对司法公信力的威胁。如上文所述,阿里巴巴、微信、通达海等公司凭借着技术优势,获得了与法院合作的机会,相应的获得了接入内部司法数据的权限,诉讼当事人也因为案件的进程,自然的了解到这些公司服务于法院的事实,那么,如果这些公司涉诉,诉讼当事人自然会怀疑法院是否能够作出公允的裁决,或者强势的技术外包公司是否凭借自身的司法信息搜寻能力搜索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内容,特别是近两年浙江省杭州市为了缓解涉及淘宝为被告的案件数量的增加,加设了互联网法院,该法院审理的案件,均由杭州市中级法院指令,类似的情况在未来信息爆炸的时代,将逐渐增多,倘若稍有不慎,有案件的舆论发酵,将极易引发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怀疑。另外,拥有大数据库的公司也很容易制造网络舆论,雇佣“水军”,给法院审理增添舆论压力。
第二,当事人隐私的大量泄漏。虽然目前的裁判文书上网内容要求隐去案件当事人基本信息,但是由于互联网的互融搜索功能不容小觑,查找案件当事人隐私仍然十分轻松,更应引起警觉的是,通过给各类当事人贴标签的行为,极易造成当事人在今后的生活中收到影响。例如,给欠款人贴上“失信人”的标签,导致其即使还款,在此后的借款中也会受到影响,给劳动者贴上“辞职后提起诉讼”的标签,导致劳动者接下来求职不易等,尽管不能否认部分标签是对不诚信者的惩罚,但也的确有当事人是被诬告所累,导致后续生活中的不便利,更有当事人本为追求公平而诉讼,后续却因此次诉讼被人远离、误解,因此,诉讼信息的滥用最终威胁的是诉讼能力较弱的普通人的权益,从而使其与信息优势方的对抗中,不断拉大诉讼的平等权利。
第三,司法程序公开引发的尴尬。信息的传播有着迅速且不可逆转的特性,但是司法程序与其的衔接却并不是严丝合缝。目前只要原告立案,各类司法诉讼平台上就能够查询到,笔者就遇到过一个尴尬的案例:案件刚立案,尚未分配给承办法官,被告就得到立案信息,从而快速转移资产,而原告此时提起了诉讼保全,法院开始查封时发现为时已晚,原告埋怨法院的信息公开给被告“通风报信”,但是这种信息公开并不在承办法官的可控范围内。再例如,目前所有案件实行庭审网上公开,有被告拒不出庭,在家里收看庭审直播,了解了原告的诉讼思路,发现对自己不利,才后续提供证据要求再次开庭,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对于足以影响本案事实的实质证据,法院仍需要庭审质证并采纳,故法院再次开庭,被告准备充分,而原告则认为被告没有受到因拒绝出庭而受到的惩罚。从上面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司法程序的公开固然重要,但是由此引发的当事人钻法律空子、利用司法公开信息逃避、规避义务的行为增加,如何保证遵守规则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加大对另一方的惩罚力度,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
五、结语
互联网互通有无、即时共享的特性,蕴含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及平等理智的法治精神,符合司法的传统价值。人民法院信息化改革工作的展开必然能够让法院的工作更加的高效、透明。
作为一线办案法官,我们享受了改革红利,但是也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改革中细微的不尽如人意之处给工作带来的巨大麻烦,同时,对于信息化改革的担心与隐忧也有可能造成一线法官更大的办案压力与改革抵触情绪。从数据来看,近些年来,由于办案压力的增大,以及“大数据”时代法院内部信息数据获取的便利性升高,越来越多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一线法官愿意选择离开热爱的岗位,从事律师、法务等工作,这也说明司法系统一线岗位的吸引力在下降.从普通办案法官的角度来说,笔者不反感智慧法院的推行,反而对能够有更多技术手段协助办案而感到欢欣鼓舞,并且热切渴盼,期望信息化更进一步的提升办案效率,提高办案质量。


[1] 胡志光、王芳:《智慧法院建设的思维导图——以深圳法院“鹰眼查控网”建设为案例》,载《中国应用法学》2018年第2期,第64页。
[2] 注:通过到江苏省南通市、浙江省杭州市的基层法院的实地考察来看,由于各级法院人员分配较为充足,上述录入工作已经可以全部由司法辅助人员以及司法外包人员完成。
[3] 【美】欧文。费斯:《如法所能》,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4] 注:参考上海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卡得万利保理有限公司系列案件判决书。
[5] 陈瑞华:《法院改革中的九大争议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
[6] 徐骏:《智慧法院的法理审思》,载《法学》2017年第3期,第60页。
[7] 孙振东:《司法大数据助推“智慧法院”建设》,载于《人民法院报》,2016年12月9日第2版。
[8] 余建华:《浙江高院联手阿里巴巴打造“智慧法院”》,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1月2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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