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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量刑问题研究
发布日期:2021-06-17      浏览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量刑问题研究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静华 林驰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罹患精神疾病的人越来越多,精神病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从命案审判实践看,精神病人犯案屡见不鲜,对于该类案件的被告人如何量刑成为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精神病人通过鉴定被划分为三种刑事责任能力,即: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1)、无刑事责任能力。实践中,因法律对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问题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对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的量刑也没有独特之处,因此本文均不做探讨,在此仅探讨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致人死亡案件的量刑问题。
一、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的相关问题
(一)精神病司法鉴定
精神病司法鉴定是司法实践中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动,其鉴定意见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刑事案件中,鉴定意见中关于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对被告人的量刑有较大影响。精神病司法鉴定具有如下特点:该鉴定本身系回顾性鉴定,受鉴定材料、鉴定过程、鉴定依据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具有高度复杂性;受精神医学发展水平的限制,目前对多数精神病鉴定缺乏权威的统一的鉴定标准及客观、量化的检验手段和方法,该鉴定对个人经验的依赖程度较高,不同的鉴定人员对于同一鉴定对象可能得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鉴定结论,导致该种鉴定权威性不足。又因精神病司法鉴定结论对于被告人的量刑有重要意义,对于被告人一方而言,总是希望做出更有利于己方的鉴定意见,直至无刑事责任能力为止。对于被害人亲属而言,一方面亲人的意外离世已经造成了巨大伤害;另一方面,对于被告人因精神方面存在问题可能导致减轻处罚或不负刑事责任则更是雪上加霜,因此申请重新鉴定的比例高于其他鉴定。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一个重要特点是被告人与被害人存在亲属关系的较多,被害人亲属往往同时是被告人的亲属,其容易对被告人的行为予以谅解,从而请求法院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相反,对于与被害人不存在亲属关系的被害人,则往往要求对被告人重判,甚至由于对鉴定意见的不满导致上访等情况的产生。
(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的刑罚情况
被告人的精神疾病及由此评定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存在一个程度轻重的问题,因此在量刑上从宽处罚的幅度不宜把握。为研究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的量刑问题,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2017年度生效案件中随机提取了150个被告人被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且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例2),通过上述案例及审判实践寻求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量刑的共性问题。
从罪名上看,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的罪名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罪,一共117件,占全部案件的78%;其次是故意伤害罪27件,占全部案件的18%;抢劫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较少。
图1  量刑整体情况3)
 
从提取的150个案件判处刑罚情况看,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69件,占全部案件的46%;适用减轻刑罚的22件,仅为14.67%,其中五年以下的仅为3件。刑期集中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39.33%)和无期徒刑(38.00%)。由此可以看出,在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中重刑适用率处于极高水平,减轻处罚的案件占比相对较小。
二、审判实践中对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审查
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是确立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基础,对量刑有较大意义,因此在研究量刑问题前必须研究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的相关问题。
(一)鉴定意见的审查
鉴定意见是作为某一方面专家就涉案的专门性问题向法庭出具的专门意见,是法定诉讼证据的一种,其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需要经过当庭出示、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且与其他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排除矛盾方能确定。4)精神病鉴定意见分为两部分,一是疾病种类,二是根据精神病类型及程度并结合案情所评定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官在审查过程中,要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资质、鉴定程序、鉴定依据、鉴定材料等方面予以形式审查,还应当根据被告人的犯罪动机、犯罪的日常行为情况、样态、过程、手段、犯罪前后行为人的举止言行和悔过程度等综合分析、判断鉴定意见中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是否与案情一致。
(二)鉴定人出庭制度
目前,因为对鉴定意见的异议较多,法官在决定是否重新鉴定时,除了鉴定意见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外,对于实质问题,笔者认为最科学的方法应在鉴定人出庭质证后再予以决定为宜。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鉴定人出庭比例非常低,提取的150个案例中仅有2件鉴定人出庭。实践中,鉴定人不愿意出庭可能由于人身安全的担忧、差旅费用的消耗、时间精力成本等多重因素。在笔者办理的一件需要精神病司法鉴定人出庭案件中,有鉴定机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出庭,在送达出庭通知时甚至出现了留置送达的情况;不同鉴定机构关于出庭费用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能开具发票,有的不能开具;关于费用问题,还因刑事案件的特殊性,鉴定人不愿意和任何一方当事人接触,因此让当事人支付或垫付等方式亦不可取。由于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的稀缺性,司法行政部门对于拒不派人出庭的鉴定机构也难以限制其开展业务,致使法院的司法建议也失去意义。
(三)多份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的采信
由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特点,对同一个被告人可能做出多个结论不同甚至相矛盾的精神病鉴定意见。如戴雪华故意伤害案中5),该案在起诉至法院前,先后出现三份关于被告人精神疾病的鉴定意见,依次为:适应障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精神分裂症,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该案三家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资质、鉴定程序均合法,又无法从鉴定依据、鉴定材料等方面予以区分进而决定如何采信,在此种情况下,应从鉴定意见与全案其他证据的一致性方面审查,而不能简单以鉴定机构的权威性或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予以采信。
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量刑情节
(一)法定量刑情节
1.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款规定即是针对精神病司法鉴定中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情节,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是法定量刑情节,实践中适用减轻处罚的案件较少,从提取的150个案例看,在全部22件减轻处罚案件中,仅有6件系单纯因为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减轻处罚,且被告人均被判处五年以上刑罚。另有9件案件同时存在自首情节,部分案件还存在赔偿、谅解等情节。由此可以看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在被告人减轻处罚方面单独发挥的作用相对不大,一般情况下均需要合并其他情节发挥作用。
被告人所患精神疾病是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基础,因此有必要从精神病类型6)及病情方面对量刑情况予以研究。从精神病类型看,判处死缓的被告人主要集中在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的重症精神病中。判处死缓限减的2件案件精神病种类分别为癔症性精神病和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关于精神病的类型,有的鉴定意见表明了疾病的程度或所处的阶段,这对于法官在确定量刑时有重要意义,但绝大多数鉴定没有这种表述。
需要注意的是,对被告人的量刑不能单纯以精神病的种类决定,还应考虑其他情节(后文详述)和因素。
2.自首情节
自首是法定量刑情节,存在自首情节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的量刑情况详见下表:
表1 自首情节与量刑的关系
 
5年以下
5-10年
10-15年
无期
死缓
死缓限减
总数
案件总数
3
19
59
57
10
2
150
自首
1
8
25
20
3
0
57
单自首
0
3
15
18
2
0
38
从统计的150个案例看, 57件案件存在自首情节,其中,只有自首没有赔偿谅解等情节的38件,该类型案件中减轻处罚的仅3件,无期以上的20件。综上,自首在量刑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在认定被告人是否成立自首方面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1)认定现场待捕型自首需审慎
从提取案例情况看,自首绝大部分是现场待捕型自首,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的规定: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认定现场待捕型自首,应具备如下条件:留在现场的主动性,对他人报案的明知性,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7)。关于被告人是否明知他人报警,依照一般常识判断案发后应当有他人报案,如案发现场位于人员密集场所,或现场有多名目击者,在上述情况下,只要是精神、智力正常的人,可以推定行为人应当知道有人报案。但精神病人不同于常人,部分精神病人作案后未离开现场是受其病理性因素影响,缺乏对可能产生结果的认知。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为,实施危害行为后不知逃避,多被现场抓获8)。因此,在该种情况下应结合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对于不能证明被告人明知他人报警的情况,不宜推定其明知,否则可能导致自首的认定过于宽泛。当然,即便不认定自首,考虑到被告人受病理性因素影响导致辨认能力削弱的情况,在量刑时完全可以据此对量刑予以调整。对于能够认定现场待捕型自首的,在量刑时结合其精神病的性质及认知能力,在量刑时可予以适当考虑,但幅度不宜过大。
(2)主动投案型自首
主动投案型自首,对该种自首在审查时要考虑被告人作案与报警的间隔时间,要针对被告人所患精神疾病的特点,结合证人证言及被告人陈述综合考量被告人精神状态的恢复情况确定从轻的幅度。一般而言,作案后马上报警的,表明其辨认和控制能力影响不大,在排除恶意自首的情况下,量刑时可考虑稍大的幅度。根据统计,抑郁症患者案发后多投案自首或自杀。9)
就量刑而言,自首情节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呈负相关,自首情节需要被告人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本质上要求被告人对自首可能导致的结果有充分的认知,并在报警后停止继续加害行为。一般而言,被告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越低,表明其精神疾病越重,在该种情况下越难对投案的主动性和结果有明确的认知,因此成立自首的可能性越低。相反,在成立自首的情况下,表明被告人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不严重,因此在自首情节予以从轻的情况下,在限制能力方面从轻的幅度就不会太大,这也是为何仅有自首情节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幅度并不明显的原因。
3.其他法定情节
从提取的案例看,被告人均不存在立功、从犯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部分案件认定了如实供述,存在累犯情节的仅为两例,因不具有代表性,本文不予详述。
(二)酌定量刑情节
1.赔偿谅解情节
赔偿谅解情节尽管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2  赔偿谅解情节与量刑的关系
 
5年以下
5-10年
10-15年
无期
死缓
死缓限减
总数
案件总数
3
19
59
57
10
2
150
赔偿
0
2
10
7
2
0
21
谅解
2
6
9
3
0
0
20
赔偿并谅解
1
2
8
1
0
0
12
赔偿谅解总计
3
10
27
11
2
0
53
全部150个案件中,53件存在赔偿谅解情节,占全部案件的35.33%。从判处刑罚上看,刑期越低,存在赔偿谅解情节的比例越高。其中,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3件案件中,均存在赔偿谅解情节,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存在赔偿谅解情节的达52.63%。
在赔偿谅解情节中,又进一步区分为赔偿、谅解、赔偿并谅解情节。
(1)赔偿情节
此处的赔偿情节单指赔偿不谅解的情形。在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存在大量被告人亲属愿意赔偿,但被害人亲属因数额未达到预期,或者不愿意因接受赔偿而使被告人从轻处罚等原因,对被告人不予谅解。但因赔偿情节体现了被告人一方的悔罪态度,同时也是对被害人亲属的一种补偿,因此,法院在量刑时通常予以考虑。从提取的案例看,存在赔偿情节案件21件,数量较大,但减轻处罚的仅为2件,且没有五年以下刑期的。由此可见,赔偿情节对于量刑的影响相对较小。
(2)谅解
此处的谅解是指不存在赔偿基础的谅解,该种谅解一般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犯罪,被害人亲属基于被告人系受精神疾病的影响导致犯罪及彼此间存在亲情关系而对被告人予以谅解。存在该情节的,8件案件减轻处罚,占全部该类案件的40%,在所有情节中比例最高;从对应刑期上看,存在该种谅解情节的案件,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2件,占该刑期案件总数的66.67%;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6件,占该刑期案件总数的34.58%。综上,该种量刑情节对于量刑影响较大。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存在部分谅解的情形,此时要考虑亲属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与被告人亲属关系越远,谅解在量刑中考虑的比例越大。该种谅解通常发生在致配偶死亡的案件中,如被告人及被害人共同的子女谅解,但被害人的父母不谅解,在该种情况下,量刑考虑的幅度不宜过大。
(3)赔偿并谅解
存在赔偿并谅解情节的案件12件,其中减轻处罚的3件,无期以上的仅为1件。上述数据表明该种情节对于量刑影响较大。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案件同时存在自首、赔偿谅解,量刑相对而言较轻,但从具体案件看,仍然是赔偿谅解情节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详见下表:
表3  复合量刑情节
 
5年以下
5-10年
10-15年
无期
死缓
死缓限减
总数
件数
3
19
59
57
10
2
150
自首+赔偿
0
2
1
2
1
0
6
自首+谅解
1
1
7
0
0
0
9
自首+赔偿谅解
0
2
2
0
0
0
4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赔偿谅解情节仅是酌定从轻情节,并不能直接因此适用减轻处罚。但是该情节一方面表明犯罪后果影响并非重大,另一方面因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间接导致法官依据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情节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2.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
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对量刑影响较大。笔者将二者的关系划分为亲属、不认识的人、其他社会关系三大类。其中其他社会关系的人指除亲属以外的认识的人。
表4  被告人、被害人关系与量刑的关系
 
5年以下
5-10年
10-15年
无期
死缓
死缓限减
总数
无期以上比例
减轻处罚比例
亲属
3
16
32
21
3
1
76
32.89%
25.00%
不认识
0
1
10
13
2
1
27
59.26%
3.70%
其他社会关系
0
2
17
23
5
0
47
59.57%
4.26%
(1)被害人系亲属
从总数上看,存在亲属关系的案件76件,占全部案件一半以上,这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的特点所在。从减轻处罚的案件看,19件中16件存在亲属关系;3件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均存在亲属关系;6件系单纯因为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减轻处罚,有4件案件被害人系与被告人存在亲属关系。
亲属又细分为尊长、晚辈、配偶、其他亲属等,详见下表:
表5  亲属关系与量刑的关系
 
5年以下
5-10年
10-15年
无期
死缓
死缓限减
总数
无期以上比例
减轻处罚比例
配偶
0
2
16
7
1
0
26
30.77%
7.69%
尊长
0
5
8
10
0
0
23
43.48%
21.74%
晚辈
1
5
5
1
0
0
12
8.33%
50.00%
兄弟
1
2
1
 
 
0
4
0.00%
75.00%
其他亲属
1
2
2
3
2
1
11
54.55%
27.27%
亲属合计
3
16
32
21
3
1
76
32.89%
25.00%
 
被害人系同胞兄弟的,减轻处罚的比例最高75%(4件案件中3件系减轻处罚),这主要是因为提取的案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共同的父母予以谅解,但对于被害人存在配偶和子女的,谅解的几率则会相应减少;被害人系晚辈的,减轻处罚的比例为50%;被害人系尊长的,减轻处罚的比例较低;被害人是配偶的,减轻处罚的比例最低。
从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看,存在亲属关系的案件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数占该类型案件数的32.89%,在三类关系的案件中比重最低。
对于杀害亲属的,亲属关系越近,量刑相对越轻;杀害直系血亲的,杀害尊长量刑重,杀害晚辈量刑相对轻;杀害姻亲亲属的量刑重于血亲亲属。
(2)被害人系不认识人员
被害人系不认识人员的,整体量刑较重,27件案件中,13件无期徒刑、2件死缓、1件死缓限减,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比例为59.26%。这主要是因为针对不认识人员犯罪的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大,主观恶性较深,故而量刑较重。相反,该类案件中减轻处罚的仅为1件,占比为3.70%。
(3)被害人系其他社会关系人员
被害人系其他社会关系人员的(包括同事、同学及邻居等)量刑情况同被害人是不认识人员的情况基本相似,47件案件中,23件无期,5件死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比例为59.57%。该类案件中减轻处罚的仅为2件,占比为4.26%。
3.预谋犯罪
在150个案例中,7件系被告人预谋犯罪,均为故意杀人罪。从判处刑罚上看,十三年1件,五年1件,无期3件,死缓2件,在上述案件中,部分案件还合并自首、赔偿谅解等情节,但整体刑期仍然相对较重,可见预谋犯罪一方面表明被告人尽管被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但其控制和辨认能力削弱或降低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也表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大、主观恶性较深,因此刑罚相对而言较重。
4.作案后果
在150个案例中,9件案件后果是造成两人以上死亡。从判处刑罚上看,十五年1件,无期4件,死缓2件,死缓限减2件。其中,判处十五年的是报复前夫,杀死一儿一女,有自首情节;判处死缓限减的案件,一件是造成亲属三死一伤,一件是造成不认识的人二死二伤。造成一死一伤或一死多伤的12件案件,从判处刑罚上看,有期徒刑6件,无期4件,死缓2件。其中判处有期徒刑的,分别或单独存在自首、赔偿谅解情节。由此可见,案件所造成的后果对量刑的影响较重。
5.其他量刑情节
被害人过错。150个案例中,5件存在被害人过错,从判处刑罚上看,5年以下1件,5至10年2件,10至15年2件,该5件案件单独或合并存在自首、赔偿谅解情节。
被告人的作案动机与量刑呈正相关关系,即动机越明确、合理,量刑越重。
此外,还存在被告人年满七十五周岁,案发后有救助行为等情节,但案件数量少且最终对量刑影响不大,此处不再赘述。
关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是否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因国家法律并未规定对精神病人禁用死刑,因此可以适用,但毕竟被告人的病理性因素对其行为有影响,因此应慎用死刑。
被告人亲属态度本不属于量刑情节,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部分案件存在应判处较轻刑罚的情节,但实践中却判处了较重的刑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考虑到被告人亲属的态度和情况。部分被告人本身所患的疾病导致暴力型犯罪的可能性增大,其人身危险性远高于精神正常人群,而其亲属往往缺乏监管条件和能力,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监管,在目前社会监管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为避免更广泛的公众受到不法侵害,法官往往会选择适用重刑,即在量刑时考虑被告人亲属态度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无奈之举。但这实际上一方面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加重了监狱的负担。
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量刑规律及延伸思考
(一)量刑规律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在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中得出如下规律:
1.在从轻或减轻处罚上,酌定量刑情节作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中赔偿谅解情节、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作用尤为突出,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犯罪间接导致法官依据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情节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其中亲属间的谅解情节影响最重要,赔偿谅解次之、之后才是是赔偿谅解。
2.精神病患病程度越重,量刑越轻。在适用减轻处罚上,限制刑事责能力情节一般情况下须结合其他情节共同发挥对量刑的作用。
3.法定情节自首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情节就量刑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呈负相关,其影响程度远低低于赔偿谅解的酌定情节。
4.预谋和致两人以上死亡的后果,直接体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程度,是导致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最重要情节。
5. 被告人的作案动机与量刑呈正相关关系,即动机越明确、合理,量刑越重。
上述量刑情节具有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类案同判有参考意义。当然,由于案情的错综复杂,还需要法官在实践中综合考量各量刑情节之间的关系,作出准确的判断。
(二)延伸思考
在研究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量刑过程中,笔者发现在鉴定标准、鉴定人出庭,以及精神病人的监管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为增强精神病致人死亡案件被告人量刑的科学性,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是制定全国统一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标准,确保鉴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目前,统一的强制适用的精神病鉴定标准的缺乏是导致同一被鉴定人鉴定结论完全不同的根本原因,只有在根本上解决该问题,才能确保鉴定结果的客观性,避免由此导致的量刑上的不平衡。为保证量刑的科学性,鉴定人员应在鉴定意见中明确被告人所患精神疾病的程度。有学者提出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再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大部分责任能力、部分责任能力及小部分责任能力,并通过大量的实例研究证明了这一划分制度的可行性。10)笔者认为非常有现实意义。
二是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加强对鉴定人的出庭保护,必要时可以通过视频对鉴定意见予以质证。关于鉴定人的出庭费用,由当地司法管理部门征求法院意见后确定合理的统一标准,鉴定机构在鉴定人出庭时根据上述标准开具发票,由法院负担该笔费用。
三是建立家庭、社区、监狱互相结合的监管模式。目前,对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强制医疗,但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而言,该种保障并不到位。因此一方面应加强监狱对于精神病罪犯的管理,立足于监狱现有的医疗和监管条件,努力做到保证治疗和康复训练、监管安全、罪犯改造三者的平衡。另一方面,应加强社区对精神病人的统计、跟踪工作;对于缺乏监管能力的家庭,可适当予以补贴,由社区监督保障对精神病人的康复治疗及监管,从而避免在量刑时考虑监管因素。
四是加大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被害人亲属的救助制度。在被害人无法得到赔偿的情况下,一方面被害人亲属可能因为犯罪行为陷入贫困,增加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案件的处理。因此建议在审判阶段即开展对被害人的司法救助,从而促进案件的科学量刑。
结语
个案是千差万别的,但总有规律可循。量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审判人员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采信证据,正确适用法律,科学考量各量刑情节的作用进行综合判断,进而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而目前的类案不同判现象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因此,笔者期待通过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案件量刑规律的总结,寻求共识,发挥对类案同判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 关于刑事责任能力,有的称“限制”、有的称“限定”,为行文方便,全文均称为“限制”。
2)提取的案例涉及19个省份的三级法院,为保证案例的参考价值,仅选取了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去除了交通肇事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罪名;对于被告人犯数罪的,仅提取了宣告刑中量刑最高的罪名。
3)文中关于刑期的统计,“5年以下”不含“5年”,“5-10年”不含“10年”,“10-15年”含“10年”和“15年”。
4)郇习顶  洪冰:《多份鉴定结论互相矛盾的应如何审查采信——王逸故意伤害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16页。
5) 徐静华:《对于多份相互矛盾的鉴定意见——法院应如何采信》,载于《中国法院2017年度案例(刑法总则案例)》第239页。
6) 关于精神病类型,本文仅根据精神病名称予以分类,每种类型下有具体细分,如有的鉴定意见中对精神分裂症又进一步分为发病期、偏执期等,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
7) 《熊华君故意伤害案——现场待捕型自首的认定条件》,载于《刑事审判参考》2011年 第3集,第27页。
8) 李凌江 陆林:《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9) 李凌江 陆林:《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10) 蔡伟雄:《再谈限定责任能力的分级问题》,载于《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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